2004的猪产业犹如一场快乐而又感觉短暂的新婚蜜月之旅。在得到短暂的快乐后，我们有时是习惯性忘掉伤痛的。最近的“菜贱伤农”，让人陡然想起我们的养猪业，在快乐的蜜月之旅之后，是否又要惯性的进入昏昏噩噩得过且过的阶段？

　　

回顾中国养猪业近20年的风风雨雨，从记忆犹新的1997到刚刚过去的2004，我们是否该重新考虑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下如何调控生猪的供求平衡？

　　

纵观养猪业每次的起伏，大多都是一种非常的状态，2004年生猪及相关产品价格的一路飚升，掩饰了太多的问题。除生猪供应量短缺、因粮食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提高这些表观原因之外，各大肉制品集团不约而同的选择在2004资本扩张、并购，通过资源调配市场，才是更深层的原因。从年初青联并购德维欲打造肉类食品第一航母，随后草原兴发、河南双汇等各大集团到处发飙圈地，投资建肉类加工基地，再到金锣的向大中城市推进品牌肉，以连锁店专卖的经营模式，一时间大有得“源”者得天下之势。这一切更加剧了生猪价格的暴涨，上涨的让人有点心惊肉跳。各环节上涨的成本一级一级累积，最后就会体现在终端商品上。价格的持续虚高，谁受益最大？谁将成为最后的伤害者？据贵州省一统计数字显示：在同是6个月，同是一个从业定额，农民养10头猪收入得利1476。而贩运商、屠宰商和零售商收入分别达6210元、2400元和11610元。

　　

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对生猪供求总量还没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没有计划性，缺少行政指导。行政指导意味着政府以信息披露等手段帮助生产商及时、准确认知市场供求变化，促使生产商调整生产决策，提高把握市场供求的能力。然而在国外生猪产业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产业，对生产总量有严格的调控。

　　

2004年初“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陶一山曾提交议案，建议加快我国生猪期货上市，形成我国生猪定价中心。生猪期货合约交割等级的设置，可以在“公司+农户”的基础上采取“订单+期货”的经营模式。这确实可以稳定生猪价格，有助于我国养猪业的产业化，促进生猪养殖产业化经营，推动生猪深加工产业化，有助于提高我国生猪的国际竞争力。但在现阶段，农业部畜牧司畜牧处王俊勋说，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数核心骨干企业，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大家协调一致，制定生产总量，以期稳定市场。这样谁都能得到相应的利润。

　　

决定价格的最终是供求关系，据资料显示，就2004年猪肉的消费与供应水平，已基本平衡或略高于人均收入水平。

 

王俊勋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扩大生产量，价格就会降低，此外还造成生产原料紧张，因为我国总体还是粮食紧缺。

　　

增大需求就需理顺和改善各种发展关系。而解决多层次消费需求和质量问题，已成为养猪业各发展关系中最凸出的问题。华中农业大学喻传洲教授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们肯定会从单一的追求瘦肉率转到注重猪肉品质。只有在终端消费市场上，不同的肉质价格不一样时，肉质才变得重要起来。但这也需要我们不断的迎合市场和引导消费者。如高收入消费者对猪肉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瘦肉多、脂肪适度、无PSE肉，而且要求肉中没有抗生素、激素、农药、化肥、重金属、有机磷等残留。猪肉生产急需进行从数量到质量再到高质量的调整，开发特色化、有机化、高档化猪肉产品。这已成为业界专业人士的共识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而目前的情况我国猪肉安全问题依然问题多多。如品质较差、疫病多、药物残留比例较高等等。致使每年我国猪肉出口量仅占猪肉产量的0.7%左右。此外，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猪肉质量标准体系。

 

养猪业发展到现在，已越来越是一大产业了，其产业链的延伸之广，涉及问题之多，与民众生活联系之密切，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养殖。同时养猪业的市场越来越大。一是国内两个转变。居民生活由数量温饱型向质量健康型转变和农村居民人口向城镇的大转移；二是我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并正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就是零关税，届时东南亚市场就面向我们开放。